惠栋像
与吴派关系密切的有王鸣盛和钱大昕。他们与皖派等乾嘉学者交往也甚密。
王鸣盛曾与惠栋讲论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精研《尚书》，专宗郑玄、马融之说。在他看来，两汉经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的情况，直到郑玄兼采众经才改变。遗憾的是郑玄《尚书》注早已亡佚，于是他博览群书搜罗郑注，不得已则采纳马融、王肃《左传》的传疏加以补充。如果马、王传疏与郑注不同，便“折中于郑氏”，对郑氏之学非常推崇。
钱大昕治经也从文字训诂开始，主张有文字以后才有训诂，有训诂以后才有义理。训诂是义理的根源，义理不存在于训诂之外。他治经虽然以汉学为宗，但反对把汉儒绝对化，主张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为学的目的在于“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19]。由此出发，钱大昕明确提出治学应实事求是。钱大昕治经也注意对经义理的发挥，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左传》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他评论说：“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20]传统观念认为夫死妇应守节不嫁。他则主张“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21]钱大昕治学，不专治一经，也不专攻一艺，但无经不通，无艺不精，可谓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