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河南师大校史稿1912—1982》记载，钱天起在“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诬陷为“国际间谍”，自缢而死。
河南大学党委统战部网站刊有河南大学党委统战部原部长杜明《我的回忆》，总结在任期间所做工作，提及一九八三年四月初“为副院长钱天起开追悼会。追悼会之前统战部做了很多工作，开始其家属提出是他杀，不是自杀，为此市委统战部和我校组织调查组在学校和市内外地进行调查，最后确定仍是自杀。家属又提出二女儿安排问题，其爱人要求印刷厂安排其女儿工作，与政策不符，后经请示省统战部将其女儿安排到中文系资料室。最后又提出登报问题，要求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上登讣告，后登了《光明日报》。这一工作从调查请示到和家属协商解决问题，前后历时将近一年”。
关于钱天起的死，新近出版的《董每戡书信辑存》收录一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董每戡致林亦龙函有所涉及：“他（指王季思）到开封‘讲学’，碰到天起爱人，知最近平了反，可能跟我一封信有关。我分析短遗嘱是假的，并证明天起历任都是代我的，一直工作没缺点，绝非自杀，而是被迫害死的。也许他将信交上级，拖了几年的申诉，忽处理了。”但董每戡笔锋一转，又说“天起对辛名、对我都不大够朋友，我一直（自68［年］起多次写外调材料）都始终如一地为他说好话，我决不歪良心。我二十多年来在死的边沿走，能活下来，我迷信都因没有害人之故”。我向董苗先生请教个中原委，他说钱天起在“反右”期间曾“无情揭发”他父亲和叔叔。“那个时代为了自保，也可以理解。”董苗先生感慨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