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革命又有内在的联系和转化的趋势。改革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又未激化到引起革命的程度时，就需要通过改革来改变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同生产关系变化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把改革和革命联系起来了，是改革和革命联系和转化的根据。
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了这种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限，就会经常导致在一切历史问题的论述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限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限。”[2]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深深地理解列宁这一观点以及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这就是说，在改革刚刚拉开序幕之际，邓小平就对改革和革命的关系作了前瞻性的分析，初步具有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