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话不难推想出，一九四九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样的喜出望外。
开国前夕，我从香港赶到北平。当时思成和徽因正在投入国徽的设计。他们住在清华园，每天都得进城来开会。幸而思成当时有辆小型轿车。他的残疾就是在去美国留学前遇上车祸造成的，但他并没有因而害怕开车。两个人就这样满怀激情，在为着革命大业而发挥着他们的才智。
我同徽因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二次文代会上。有一天在会场上，她老远向我招手。我坐在她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她不胜感慨地说：“哎呀，还小姐哪，都老成什么样子啦。”语调怪伤感的。我安慰她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也不会老。”
但仅仅过了一年，噩耗就传来了。
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少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我立即给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思成的回信我原以为早已烧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火灾，但据文洁若说，十一前年它曾奇迹般地重新出现了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