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传媒上对刑讯逼供口诛笔伐，当事人的悲惨遭际也令人触目惊心，但跟警察们私下聊起来（包括一些尽职尽责的好警察），几乎都认为刑讯或者类似刑讯之举，毕竟是侦破案件的有效手段。就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不搞到自家头上，显然对刑讯逼供也不那么反感，看见电影电视中的警察痛揍那些并没有定罪的“罪犯”，又有谁不感到解气呢？无罪推定说说容易，但实践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只要是怀疑到谁头上，总是禁不住想要尽快地问出个究竟来。对方要是坚持行使“沉默权”，那么就难免要吃苦头，尤其是上面要求限期破案，而这边又久无进展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更容易发生。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在于警察包括与案件相关的人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过分重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因为在传统社会，官府审案没有口供是不能定案的，因而允许审案者（主要是地方长官）有条件地刑讯，结果是青天大老爷打板子上夹棍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后来的岁月中，相信口供成为人们的一种顽固的习惯，而为获取口供动粗，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动刑逼口供不过是传统法律世界的技术成分，在这种技术层面的背后，是以刑求治的政治框架。在这种框架里，整体国家社会体系结成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金字塔，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礼制结构”，失礼、逾礼、越礼都意味着对秩序的挑战和破坏，必须以刑加以惩罚，使被破坏和扰乱的秩序归于正常。在这里，官尤其是审案之官，象征着秩序的维护者；而民，则是随时有破坏秩序之虞的草民、刁民，动刑不仅意味着惩罚，还意味着威慑，所以刑讯要在公堂之上，不仅在公堂上打板子，而且还有所谓的号枷示众，站笼示众，要的就是随时随地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所以刑讯逼供不仅是催问口供破案的需要，还是传统社会“治民”之必需，尤其是社会比较动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