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迟疑着。
“你想过，你的妻子现在是如何痛苦和不快吗？”
“她会好起来的。”
我简直描绘不出他说话时那不关其痛痒的冷漠态度。这让我心里变得很没底，尽管我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我采用了我的一位亨利叔叔说话的语调。亨利叔叔是个牧师，每逢他请求哪位亲戚给候补副牧师协会捐款时，他总是用这种语调。
“你不介意我对你坦诚相告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
“她究竟做了什么，让你那样对待她？”
“什么也没有。”
“你对她有什么不满的吗？”
“没有。”
“那么，在你们结婚十七年、你又挑不出人家任何毛病的情况下，你以这种方式离开她，这不是很荒唐吗？”
“是很荒唐。”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对我说的一切都全然表示赞同，这让我一下子乱了阵脚。他使我的处境变得复杂，且不说有多可笑了。我本来做好准备要全力说服他，打动他，规劝和训诫他，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愤怒地谴责和嘲讽他；但是，如果罪人对自己犯的罪供认不讳，规劝的人还有什么招数可使呢？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平时我对自己做错的事总是矢口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