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还在城乡广泛设立社学，尤以官立社学得到长足发展。关于社学生员的资格，弘治十七年（1504年）规定，凡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均可入学读书。每逢乡试之年，提学官也兼取一两名民间俊秀参加乡试，如中试即为举人。然而，明代社学却时兴时废，它主要在于地方官的办学积极性和社学教育是否与科举发生联系。社学的兴盛，大约在弘治至嘉靖年间，当时书院教育和社会教化思潮的勃兴，推动了社学建设。社学作为州县儒学的预备学校，深受科举制的影响。此外，还有培育儿童的各类蒙学，如私塾、义塾等。
总之，明代学校的形式很多，体现了教育的兴盛和发达。各级学校不仅仅是育才的场所，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教育职能的特殊机构。明初，明太祖一再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所以直接规定了学校在社会教化方面的作用。洪武五年（1372年），明政府规定全国各地学校都要举行乡饮酒礼，试图通过乡饮酒礼，以达到叙尊卑、别廉耻、知礼让的目的。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政府又颁布乡饮酒图式，下令各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在学校中举行乡饮酒礼，由教官负责进行。这一规定很烦琐，但学校的作用却十分重要。另外，明朝统治者还依靠乡里保甲、缙绅士大夫、族长等推行社会教化，教化内容不外乎传统的纲常伦理教育以及劝民农桑及本朝律令、御制大诰等。明中叶以后，社会教化中兴，在社会基层，缙绅士大夫因其文化和社会威望方面的优势，绝大多数充任宗族和宗法制家族的首领，充当着文化教育的具体实施者和伦理风化的楷模中坚。他们或用言行开导族党，使乡风大变，或凭礼教约束百姓，使奸盗屏息。通过社会教育这一形式，使统治者的政治理念深入百姓的社会生活中，并被百姓所接受、遵守，其目的是培育封建统治下的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