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19世纪当然不完全是诗人们的。我也曾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奉为19世纪的经典。请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弄错了年代，也不是罗曼·罗兰犯了历史的错误。托尔斯泰的安德烈和彼埃尔，与罗兰的克利斯朵夫，都是一个时代的人，19世纪的人。无论是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空的云，童山的古渡落日，安德烈的老橡树与彼埃尔1812年的彗星，还是从摇篮中就开始荡漾在克利斯朵夫血脉里和音乐里的莱茵河，无一不是在展示人的崇高或者崇高的人。崇高的英雄主义使20世纪的罗曼·罗兰属于文学的19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我，却是出现得太早了。除了他的那篇屠格涅夫式的《白夜》（连小说的题辞也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的其他作品我一翻开就放下了：为了崇高，我拒绝理解他的迷狂，病态，罪恶，性格分裂和灵魂深处的自我地狱。他只好过早地寂寞地等我，早一个世纪等我，等我进入20世纪的一天才与我同时代。
为了进入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语言世界，我曾十分舒服地让俄罗斯人的“舌头”（язык）卷去了我的19岁和20岁。那个奇怪的颤音P，使我好几年的阳光月光星光灯光一直在迷离摇晃。俄罗斯语言性数格位的无穷变化，竟然没有混乱我的思维逻辑，真是不可思议。我也恍惚做过三次翻译梦。头一回是俄译的S.茨威格征服了我。1960年，我辗转从一个留苏归国的朋友那里读到《一个陌生女人的信》便贸然给巴金先生写信询问，有无出版中译茨威格的可能（前面说过，我外国文学的启蒙是巴金、肖珊译的屠格涅夫）。巴金先生回信说他还看不出在中国出版茨威格的前景。第二回是1970年，忽然想在太阳下译莱蒙托夫的黑色诗篇。因为我觉得，余振先生的译诗还黑得不够沉重。第三回，已经是1975年了，我居然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冷清的书架上找到了赫尔岑全集残剩的三卷《Ъылое и думы》（《往事与随想》）。我译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莫斯科燕雀山上愿为解放俄国人民而献身的少年誓言，译了他们想撞响克里姆林宫大钟的少年狂想。几十年后赫尔岑流亡欧洲的《钟声》传遍了俄国。我们有过自己的少年誓言吗？钟声，中国沉洪的古钟天天敲响“东方红”。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巴金先生献给新时期的第一部书，是他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可是今天，我再也不想翻译19世纪俄国文学了。我的19世纪已经太长，我不愿再延长19世纪的日子。也许我会翻译一个与我同龄的苏联诗人，为了和他一起告别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