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安土乐天”就成为几千年中国人信守的生存哲学，而“说道离乡背井，那一个不怕”（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这种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至今仍使得中国人一旦漂泊他乡，就会令他们对故国家园梦魂牵萦，终生难以释怀。中国老百姓“叶落归根”的归宿意识，海外华侨寻根问祖的“本根意识”，都是中华民族这种深厚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的生动体现。即使在现代社会的青年群体意识中，每逢春节或其他重大节日，远在千里之外工作的他们都会不辞辛苦地赶乘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到家中与父母家人一起过年过节，与家人团圆。因此，对于依靠土地而生存的农耕民族而言，和平与安定就是他们最渴求的人居社会环境。
四、农耕社会形成中国人求和避争的心理
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得不依附于土地的中国社会人口较多，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很狭小，很少出现变动，从而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的一些古典村落中，由农耕经济形成了自然经济区域性的小型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在这种封闭性的小型社会环境中，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导致人际关系相对稳定，人与人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所谓熟人（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8]这种生活模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和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例如，现代中国的一些村落仍沿袭着家族制，有些村落几十户人家均为同姓，甚至还有自己的祠堂，整个村落就像一个大家族。这种血缘的亲疏让村落内部的人都能联络在一起。俗语有云：“一表三千里，沾边就是亲”“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浓厚的血缘、血亲关系，加之中国千年“忠”“孝”文化的影响，致使熟人社会中的个体趋向于集体价值取向，特别重视社会与家庭的集体性。人与人之间大都保持着这种和睦融洽、相依相偎的关系以及和谐融洽的氛围。翟学伟认为，中国农耕文化所带来的交往模式偏重于固定关系的向度。时效性长的首要原则是交往的秩序问题，因为，唯有秩序才可以保证交往的顺利进行。“礼”是维持长效有序交往的最合适规范。以礼建立起来的秩序会把“和谐”作为其思想的核心。[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