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与社会：20世纪史家怎样回答
史学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史学家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关系？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面临着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史学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家应当关心社会，并以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这在中国古代的、近代的史学发展上，本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从史学之自觉意识的发展来看，至晚在唐宋时期，刘知幾、杜佑、司马光等，皆有精辟论说；下至明清，如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等，亦均有深刻见解。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强爱国思潮的激励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更具有时代的气息和紧迫的要求。以至于如梁启超所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7]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虽在史学内在属性上有了根本变化，但在强调史学应当关注社会方面，却同以往的史学保持着历史的联系。因此，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对于“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的问题，反复致意；而郭沫若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更是明确地宣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8]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注人生和社会，在史学的一般属性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所不同的是，认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目的，以及认识社会的理论和方法论有所不同罢了。其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关注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的序言中写道：“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可以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为史学而史学”的种种思潮存在，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本质的联系。当然，其间也走过弯路，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但史学之关注社会，在总的方向上是不错的，是应当肯定和坚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