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姆沉默不语。他知道这绝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呐喊。他明白，像保尔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表达出另外的情感。
两天之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工作让他去做，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适合在文艺战线工作。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一位女同志，她是个老地下党员，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问了保尔几个问题：
“同志，您受过什么教育？”
“读过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上过党的政治学校？”
“没有。”
“哦，没关系，没有进过党的政治学校，也能锻炼成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您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不必到这里来，就在家里做，并且尽力给您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做这项工作需要广博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他一定要失败了。半个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他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副总编用红铅笔画出三十多处修辞方面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