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朝廷中的大事和小事慎于用刑，主要基于儒家的仁恕思想，对人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就连对一般的老百姓也是这样，遇事处理得都比较宽容。
比如，至元二年(1265),张弘范驻守大名(今河北大名),正值大水，许多村庄房舍皆被淹没，受灾的老百姓无力缴纳租税，张弘范遂自作主张，免除了老百姓的租税。
有人将其事上奏朝廷，忽必烈欲治其专擅之罪。张弘范请求入见，对忽必烈说：“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忽必烈听了这话，未明其意，问：“何出此言?”张弘范回答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
忽必烈听后觉得很有道理，说：“知体，其勿问”。忽必烈赞同张弘范擅自免除民税的做法，体现了他的轻刑思想，也表现了忽必烈具有一些爱民、惜民之心。
节俭为上促兴邦
史家曾根据忽必烈相继任用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理财，对其提出异议，而批评他“嗜利”,实则不然，忽必烈注重理财是讲究功利之举，目的是让国家尽快富起来。忽必烈并没有把国家钱财据为己有，随意挥霍，而是时时从大局着眼，以节俭为上。
